生物醫藥創新是勇敢者的事業。創新需要精神，更需要土壤。遇見創新者不易，在中國遇見創新者尤其不易。
創新精神決定著創新的萌發，創新土壤決定著創新的繁榮。我們在弘揚和保護科學家、企業家創新精神的同時，更需要不斷培植中國生物醫藥創新的土壤，優化鼓勵創新的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
在全球現代藥物興起的百年歷史中，也曾偶遇中國創新者。20世紀20年代陳克恢教授發現麻黃素的藥理作用，40年代張昌紹教授發現常山堿及其抗瘧作用，60年代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70年代以屠呦呦為代表發現青蒿素，70-80年代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的三氧化二砷和全反式維A酸的應用等。
進入21世紀，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醫藥市場吸引了全球的關注。生物學、藥物學等新興學科和制藥工業技術蓬勃發展，一些跨國公司開始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國家設立重大新藥創制專項，支持生物醫藥創新。在國外受過教育、有工作經驗的科學家回國創業和授業成為潮流，一些生物醫藥創新成果開始形成。同時，國內生物醫藥審評審批制度更新速度滯后于醫藥行業創新速度、國際創新技術與標準規范不能落地、新藥申請積壓，這幾種矛盾凸顯，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呼聲日益強烈。
產業發展推動制度變革，制度變革又進一步激發創新。2015年開始的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整頓了藥品研發中不真實、不完整、不規范的風氣，提高了藥品審評標準，簡化了藥品審評程序，增加了藥品審評人員，明確了藥品研發各階段的市場主體權利和責任，推動了未盈利生物醫藥企業資本市場的建立，實現了藥品審評審批制度與國際基本接軌。藥品研發的生態環境發生的重大變化，極大地激發了市場主體的積極性，中國生物醫藥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
近十年來，中國批準上市的新藥數量占到全球16%，中國臨床試驗項目數量已經占到全球三分之一，僅次于美國。生物醫藥創新已經成為中國進入創新型國家的重要標志，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領域。本書所輯錄的就是中國生物醫藥創新發展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靠創新，生物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更需要創新。營造鼓勵創新的生態環境，既要努力優化創新的生態環境，更要努力營造讓中國創新產品獲得商業上成功的市場環境。
一個創新藥的成功，最終要能夠實現商業上的成功。只有商業上成功，才能吸引更多的科學家來到中國從事生物醫藥研發，才能吸引更多的資金投入生物醫藥的研發和創新。
營造生物醫藥高質量發展的生態環境，最重要的是生物醫藥的價格形成機制。價格是市場經濟的核心，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是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明確的基本方向。市場配置資源，是以企業自主定價為前提的。
價格是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醫藥市場的需求是沒有止境的。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健康的期盼也越來越強烈。越是沒有被滿足的需求，價格彈性越大，市場價格偏離成本會越多；已經被滿足的需求，則價格彈性極小，市場價格則無限貼近制造成本。創新的最高境界是滿足市場尚未滿足的需求，也就是無藥可醫的疾病治療的需求，這個領域的創新，就是救人性命的創新，其價值的衡量標準可能是挽救生命的機會收益，其價格與成本可能完全沒有關系。創新的次高境界是比現有標準治療藥物更好的療效，更小的副作用，更便利的治療方式，其價值的衡量標準，也就是比現有藥物能夠帶來獲益程度的估計和計算。這種創新，雖然不具革命性意義，但可以改善治療效果、提高患者生活質量、促進市場競爭，也有其重大意義。
生物醫藥創新與其他領域的創新，共同之處在于物質或原理的發現，不同之處在于對某一適應證的治療作用需要通過臨床試驗來驗證其安全性、有效性。這種臨床驗證有著嚴苛的標準和規范，需要巨額的投入，而且有著極大的不確定性。這就是所謂的“三個十”定律：十億美元投入、十年時間、百分之十的成功率。因此，對生物醫藥創新的激勵也有其特殊性，這就是專利期延長制度和數據保護制度。這兩項特殊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激勵生物醫藥創新極為重要。
專利權的授予和數據保護，其經濟學上的意義在于市場獨占權。這種市場獨占權是以自主定價為前提的。自主定價并不是漫天要價，其約束條件就是治愈疾病、改善治療效果、延長患者生命時間、提高患者生活質量帶來的收益，以及與現有治療手段相比較帶來的額外獲益。實際生活中的價格，還要受到患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約束，因此就有了跨國公司按照各國國民收入水平高中低劃分的全球定價策略。
為了解決鼓勵創新、市場獨占、藥品價格昂貴與居民支付能力和需求之間的矛盾，就出現了以居民共濟為本質特征的醫療保險。醫療保險是建立在人人都會生病的必然性和個體生病偶然性基礎上的社會共濟制度，每人每年都繳納一筆費用補助給患者，尤其是患大病的患者，防止因患病帶來的家庭災難。這個制度設計，對于社會穩定和鼓勵創新意義重大。所以，醫療保險本質特征是保大病，防范因為患病導致的家庭貧困。
醫療保險作為生物醫藥的支付方不同于購買方。如果保險公司直接雇用醫務人員給患者提供醫療服務，或者直接采購藥品分發給患者，支付方可以等同于購買方。醫療產品的特殊性在于患者是按照醫生處方消費的。如果醫療產品的銷售與醫生沒有利益關系，醫生就會按照患者需要開具處方。如果醫生工資來源于醫療產品的銷售，二者之間存在明顯的利益關系，醫生處方行為就可能會扭曲。我們國家的現狀是，醫生不是保險公司的雇員，藥品也不是保險公司采購免費分發給患者，而醫生工資的一部分又來源于醫療產品銷售，所以醫療保險是支付方但不是購買方。醫療保險以進入醫療保險報銷目錄為條件談判價格，醫療保險談判價格后，企業還是要面對醫療機構買不買、以什么價格條件和付款條件購買的困境。政府定價是很難有創新的。政府定價很難估算企業研發失敗的沉沒成本，很難準確預測市場銷售數量，無法承擔因預測錯誤帶來的后果。
我國對藥品價格管制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藥品主要由公益性的醫療機構銷售，而醫療機構又是醫藥合一的體制，各級財政無法負擔醫務人員全部工資性成本，加之醫療服務價格嚴重偏低，醫務人員工資性成本相當一部分來源于藥品、耗材、檢查檢驗銷售結余。這種以藥補醫的機制，驅使生產企業虛高定價，醫療機構也從虛高定價中受益，因此需要有政府進行價格干預，防止醫藥雙方為了自身利益而虛高定價損害患者的利益。
醫療機構藥品零差率銷售，是破除以藥補醫機制的重要嘗試，但并不成功。藥品銷售雖然零差率，但醫療機構藥品采購和銷售的權力，可以決定產品在醫院的準入和退出，這種權力帶來的回扣、折扣、處方提成等違法行為屢見不鮮。零差率還助長了醫療機構藥品銷售的壟斷。歐美實行醫藥分業管理的體制，醫生收入來源于診療費、手術費，患者持醫生處方到零售藥店買藥，醫院只儲備必要的住院患者所需藥品。由于與醫生屬于不同的市場主體，加之無處不在的稅務監督，藥品銷售與醫生處方行為很難建立起直接的關系。國際上，醫療機構銷售藥品只占全社會零售藥品總額的10%，而零售藥店占90%；而我國醫療機構藥品銷售則占到全社會的80%，零售藥店只占10%，鄉村診所占10%。因為零差率，醫院銷售的藥品價格理論上要比零售藥店低15%左右，零售藥店在競爭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營造生物醫藥高質量發展的市場環境，還要推進更深層次、更廣領域的改革。核心問題是推進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破除以藥養醫機制，理順醫療服務價格，使醫療服務價格能夠補償醫務人員工資性支出，使醫生收人水平足以吸引學生學醫、醫學畢業生愿意從醫，尤其是愿意到基層當醫生，這樣才能建立起健康中國的堅固基石。醫療服務價格合理，一定會吸引醫生走出醫院到社會上開展個體執業，醫院的門診藥房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自然實現醫藥分開分業管理。實現醫藥分開管理后，統一學制的醫生培養準入制度至關重要，包括全科醫生的培養和準入制度、全科醫生執業的經濟政策、對于偏遠地區執業醫生的額外補助等，也包括專科醫生的培養準入制度、專科醫生執業的經濟政策等。通過全國統一的醫生培養準入制度的建立，使患者在任何診所和醫院都能夠得到滿意的基本醫療服務。
營造生物醫藥高質量發展的市場環境，還需要繼續完善鼓勵創新的醫療保障政策。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醫療保障制度進行了很多改革和完善，對保障人民健康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國的醫療保障體系脫胎于職工公費醫療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不可避免地帶有計劃經濟年代的某些色彩，保大病的作用還不夠突出，基本制度的設計還有很多需要研究完善之處。從鼓勵生物醫藥創新的角度，需要認真研究新藥談判價格和談判支付標準分開的政策，允許企業在一段時間內自主制定創新藥價格，醫保按現有標準治療藥物支付，給市場一個檢驗、探索的機會；期滿后再進行價格和支付標準的談判，合意的價格按現有支付比例支付，不合意的價格降低支付比例。在這個過程中，要嚴格規范創新藥市場推廣，嚴厲打擊按銷售數量給醫生好處的違規行為，鼓勵公平競爭。
營造生物醫藥高質量發展的市場環境，還要進一步優化鼓勵創新的審評審批制度。新上市的藥物，一定要比現有治療藥物有明顯的優勢。要進一步提高倫理審查和遺傳物質審查的效率。在藥物研發各環節，要對標國際標準，增強中國生物醫藥研發的國際競爭力。
營造一個與國際接軌的研發和市場環境，也是生物醫藥國際合作和競爭的需要。生物醫藥研發是造福全人類的共同事業，需要各國科學界的合作。我們國家有著人口眾多、市場規模巨大的優勢，現在也有了很好的發展基礎，我們一定能夠為人類健康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